在全球疫情对我国外资外贸冲击背景下，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对此，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在接受专访时，深入探讨了报告表述的内涵。他认为：我国选择主动打开市场，是我国基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做出的自主选择和主动安排。在后疫情时期，中国将继续发挥全球贸易引擎作用，为世界各国恢复疫情经济，重新走上增长轨道提供市场机遇。

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和安排

记者：关于对外开放，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而今年报告提出推进更高水平开放。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变化？

李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这一变化。

首次，这一表述反映了我国必须加快推进对外开放战略升级的形势要求。在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和国际经贸摩擦不断的严峻形势下，我国对外开放与国际经贸合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极不确定和较为不利的外部环境，我们必须主动作为，加快推进高水平高标准对外开放，主动打开市场参与国际合作，减缓疫情和经贸摩擦对我国的冲击。

其次，这一表述反映了我国对外开放内涵的新变化，即对外开放标准更高、开放力度更大。在更高水平开放新阶段，要求在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基础上，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战略。即要在市场开放、产业开放基础上，着力推进要素开放、规则制度层面的开放，以更加主动的姿态，更高的开放标准对接国际经贸规则。

第三，这一表述也是今年我国一系列对外开放升级举措的集中体现。2020年我国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速，对外开放的深度明显增加，开放范围明显扩大。2020年6月初，我国公布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公布一系列我国未来针对海南开放的高标准自主开放举措，提出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在贸易投资和产业开放，人员资金数据等生产要素开放层面推出了一系列新的举措。同时，2020年以来，我国在金融业对外开放方面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一批外资银行、证券、保险、基金及金融评级行业在华加速落地布局。因此，《政府工作报告》的这一变化，也是今年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客观表述。

记者：《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稳住外资外贸基本盘”。这是基于怎样的考量？

李俊：这是全球疫情对我国外资外贸冲击背景下做出的切合实际的战略部署和安排。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严重影响，各国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措施明显增多，我国外贸发展外部环境异常复杂。2020年4月，据有关国际机构预测，2020年世界经济可能萎缩3%，全球贸易总量下跌有可能超过2008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贸易下滑幅度，达到-13%至-32%的区间，全球直接投资将下降5%至15%。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国很难独善其身，不太可能像以往那样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但是，要实现今年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目标，必须要稳住我国经济发展基本面，而且我国疫情控制迅速，经济活动恢复有序，有条件实现“六稳”和“六保”目标。为此，《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稳住外资外贸基本盘。核心稳住基本，即最大化降低疫情对我国外资外贸的负面影响。因此，这一提法针对今年疫情对全球贸易投资冲击，结合我国今年经济社会发展总目标和总任务，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作出的切合实际的战略部署与安排。

中国主动打开市场符合世界整体利益

记者：当下全球化处于“十字路口”，贸易保护主义问题凸显，在这一大环境下我们为什么选择主动打开市场？

李俊：我国选择主动打开市场，是我国基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做出的自主选择和主动安排。

首先，我们必须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坚定支持全球化，走开放发展道路。全球化是历史趋势，不会也不可能因为少数个别国家的倒行逆施而逆转！“当前世界上出现的一些逆全球化动向只不过是全球化潮流中激起的几朵浪花，阻挡不住全球化大潮。”应该看到，全球化之争本质上是利益之争，是主导权之争。中国主动打开市场，就要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可持续。

其次，从中国过去40年参与全球化的历史看，中国是积极参与者，也是受益者，同时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也为世界其他国家带来了利益。中国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只能开放才能加快发展。世界历史也证明，只有各国之间互利合作，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世界各国才能发展得更快，人民生活才能更好，同时也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大环境。因此，中国主动打开市场，与过去40年改革开放理念一以贯之，是被历史证明了的正确的发展方向。

第三，展望未来，中国必须要更加主动以更大的力度打开市场，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世界，这符合中国利益，符合世界各国利益和世界整体利益。从国内开放进程看，必须要更大程度打开国内市场，才能适应我国消费升级、产业升级的趋势，以及国内深化改革的新要求。从国际环境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人均GDP近1万美元的条件下，世界各国对中国更主动、更大程度开放市场有了更高和更急迫的期待，我们必须正视当前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主动回应相关国家关切。只能这样，才能营造相对缓和、宽松和自由便利的国际经贸发展环境，这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及世界整体利益。

中国将为世界经济重新走上增长轨道提供市场机遇

记者：在后疫情时代，中国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角色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李俊：在后疫情时代，中国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地位和角色既有变的方面，也有不变的内容。

首先，在可以预见的后疫情时代，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将较之疫情之前更甚，个别国家将持续挑战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在此背景下，中国将继续扮演全球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系坚定支持者和捍卫者的角色不会改变，与世界各国一道坚定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不会改变。

其次，由于中国控制疫情坚定有力，经济社会活动恢复迅速有序，中国经济贸易受到疫情的影响相对较小。同时，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阻断情况下，中国作为世界众多产品和产业供应链枢纽地位更加凸显。可以预见，在后疫情时代，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和在重要产品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将进一步巩固和提升。

再次，在后疫情时代，中国将继续发挥全球贸易引擎作用，为世界各国恢复经济，重新走上增长轨道提供市场机遇。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将为世界各国投资商和出口商提供巨大机遇。例如，在中国上海举办的进口博览会，将在海南举办的消费品博览会，都是中国为世界各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的公共平台。中国的一系列开放举措，是在用实际行动践行作为经济贸易大国的担当与责任。

全方位推进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

记者：下一阶段，应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国的贸易竞争力？

李俊：贸易竞争力的提升是一个漫长的系统工程，需要从产业、贸易、投资、创新、货币金融、开放合作、规则制定等方面全力推进，促进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和国际综合竞争力的持续提升。

第一，产业基础是根本。在全面提升巩固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基础的同时，要着力抢占智能生产和数字产业制高点。紧紧抓住以3D打印、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第六次科技革命机遇，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促进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发展。突出重点发展领域，高度重视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力争在关键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打造“国之重器”。实施质量强国战略，强化制造技术，提升产品质量，建设制造强国，为货物贸易强国打造坚实产业基础。

第二，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货物贸易是重点。一是要实施知识产权强贸战略。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决定国际贸易利益分配的关键因素。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贸易强国的支持作用，大力培育外贸领域的知识产权竞争优势。二是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新体系。打造全产业链提升中国成分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三是实施“科技兴贸”战略。提升出口产品技术和附加值含量，持续扩大高新产品出口。鼓励加工贸易企业落地生根、转型升级。四是实施品牌战略。在全国范围内引导货物贸易出口企业开展商标境外注册、进行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设立境外营销机构等出口品牌建设基础性工作。鼓励扩大自主品牌出口，推动国内企业在充分利用现有比较优势，积极转变发展战略，逐步走上创立自主品牌的道路。

第三，提升贸易竞争力，必须着力补齐服务贸易这一关键短板。一直以来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体系滞后，服务贸易逆差规模较大，是我国对外贸易整体竞争力的一大短板。为此，要着力扩大服务出口，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一是以开放引领服务贸易强国建设。借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发展机遇，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服务业开放战略，进一步降低服务贸易市场准入，实施更加彻底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同时要改革国内服务业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更彻底打破服务业开放中的玻璃门和弹簧门。二是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继续深入推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建设，要把试点地区打造成为服务贸易创新发展高地和服务贸易强国建设的先行区。要通过试点建设，营造各级政府重视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三是深入推进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建设。示范城市是我国服务外包的主要力量。进一步完善服务外包示范城市评估评价机制，积极推进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转型升级，打造数字服务贸易示范城市。推动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向服务贸易示范城市转变，以服务外包为先导，带动不同领域、不同提供模式的服务贸易全面发展。四是全力发展数字贸易。要顺应数字时代贸易变革新趋势，积极利用数字技术提升服务业可贸易性。全面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数字内容、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以及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服务贸易。五是打造“中国服务”品牌。形成一批国际知名的服务品牌，培育“中国服务”国家品牌综合竞争优势。加强整体策划与营销推广，树立“中国服务”新形象，与“中国制造”合力打造中国品牌。

第四，联动协同：贸易、投资、金融合力推进。一是进一步扩大开放和利用外资规模。通过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不断夯实外向型经济贸易产业基础。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提升投资自由化水平。加强投资促进，提升引资质量和水平。提升投资保护水平，打造高标准投资环境。二是对外投资构建自主产业链和价值链，不断提升中国跨国公司国际竞争力。加快构建由中国企业自己主导和引领的跨境产业链与全球价值链。抓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加快发展的机遇，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园区，积极构建跨境产业链。在高铁、汽车、钢铁、家电等重点制造领域形成我国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培育一批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经营的跨国公司。三是推进人民币和金融国际化。稳步扩大金融业开放。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鼓励金融机构“走出去”，加快金融机构海外布局。提高我国金融服务实体企业“走出去”水平。提高金融服务对外贸易与投资水平，实现贸易、投资、金融一体化联动式发展。

第五，打造软实力：全面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一是提升与经贸强国博弈能力。在大国强国竞争与合作博弈日趋激烈背景下，直面大国强国竞争与博弈。积极参与大国间经贸谈判与规则制定，努力在新协议、新规则、新议题谈判中占据主动和有利地位。直面中美战略竞争，努力管控好中美经贸摩擦，争取斗而不破。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与欧洲投资计划对接，促进中欧地方合作。创新和提升中日经贸领域交流合作，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发挥积极作用。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化能源和战略性大项目合作。联合金砖国家建立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治理体系。深化中印战略合作，把我国向西开放与印度“东向政策”结合起来。推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升级，进一步加强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建设等。二是全面加强参与世界多边经贸治理。参与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多边组织和机构的各项职能活动，积极承担与本国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责任和义务。积极参与G20等多边对话机制，在议题设置、平台机制化运行等方面发出中国声音。三是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推动和引领区域、次区域合作，努力争取区域性贸易规则制定主动权。深化实施自贸区战略，不断扩大我国自贸区网络覆盖范围，努力提升自贸协定开放标准，力争引领高标准经贸规则制定，逐步形成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提升我国在区域贸易协定谈判中高标准经贸规则的接受度。